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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緬懷馬洪同志 不斷提高服務中央決策的能力和水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 馬建堂

中國經濟新聞網 2020-05-18 10:54:25

  今年5月18日,是馬洪同志誕辰100周年。馬洪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當代著名經濟學家,是我國決策咨詢工作的開拓者和領導者之一。新中國成立后,他曾先后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總干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兼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馬洪同志的一生經歷了艱苦卓絕的革命年代、篳路藍縷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和與時俱進的改革時代,對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是決策咨詢工作者學習的光輝榜樣。

  馬洪同志是信念堅定的革命者。馬洪同志生于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上世紀20年代初,父母都是舊社會底層勞動人民。在家庭的勉力支持下,他讀完高小,成為小學教員。在做教員期間,開始閱讀進步書籍,思想逐步得到啟蒙。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爆發后,全國掀起抗日浪潮,他積極參加抗日活動。1936年,馬洪同志經人介紹到同蒲鐵路工作,逐步形成并堅定了追求革命的志向。同年11月,他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參與同蒲鐵路總工會籌備工作,并成為總工會負責人之一。在此期間,他經常到鐵路沿線各段站建立和發展工會組織,展開對敵斗爭。1937年11月,馬洪同志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他輾轉來到延安,先后在中央黨校、馬列學院系統地學習了《資本論》等政治經濟學著作。1939年夏天,他被馬列學院評為延安模范青年。1940年冬,馬洪同志調到《共產黨人》雜志任編輯,1941年秋任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研究員、學術秘書。1942年,黨中央決定開始整風學習,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了貫徹中央的決定,馬洪同志被抽調到由張聞天同志率領的調查團,赴陜甘寧邊區神府地區和米脂縣楊家溝以及晉西北村鎮,進行了一年半的調查。1945年抗戰勝利后,中央安排他到熱河省鐵路局黨委工作。1946年1月,國民黨軍隊進犯熱河,馬洪同志被派到熱河的平泉縣擔任縣長兼縣委常委,全身心投入發動群眾減租減息、支援解放戰爭的工作。同年9月,國民黨軍隊進犯承德,他參加了冀察熱遼軍區組織的反擊戰。1947年秋,冀察熱遼分局決定組織三個土改工作團,中團由馬洪同志負責。約有一年時間,他在熱河的寧城、建平領導和參與兩縣農村土地改革。馬洪同志在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革命信念始終如一,不懼風險,不畏犧牲,積極投身于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并發揮了重要作用。

  馬洪同志是勤勉務實的新中國建設者。新中國建設任務繁重,雖然有蘇聯的經驗可供學習,但如何將其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需要做許多艱辛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新中國成立初期,馬洪同志先后擔任東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副秘書長、辦公廳副主任等職。1952年,中央決定成立國家計劃委員會,馬洪同志調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秘書長。期間,他參與編制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和擬定國家計委、中央財經會議的文件。1956年,馬洪同志調任國家經濟委員會研究室負責人,期間主持和參加了10多個省、20多個城市廠礦企業的調研。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他帶領調查組到北京第一機床廠調研。調研后,他參與起草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70條”),這一條例是中國國營工業企業管理的第一個總章程。1965年8月之后,馬洪同志投身于國家化工領域的建設和發展。

  1977年,中央召開會議號召全國企業學習大慶的經驗,馬洪同志帶隊到大慶深入調研,所形成的報告對全國工業生產的整頓、穩定和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在新中國成立的頭30年里,馬洪同志雖然事務繁忙,但依然研究不斷、筆耕不輟,對國民經濟發展,特別是中國工業化建設的道路問題和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協調發展等宏觀經濟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撰寫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問題》《全面安排、綜合平衡》等文章和著作。

  馬洪同志是體制改革的積極探索者。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我國偉大的體制轉型過程。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發揮更大作用的經濟體制轉變,既需要實踐探索,也需要理論創新。在1984年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前夕,馬洪同志向中央領導同志提交了一份報告《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國商品經濟的再探索》。報告圍繞“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基礎是什么”這一重大命題,進行了系統闡述。報告鮮明地指出,商品經濟的對立物不是計劃經濟而是自然經濟,社會主義經濟之所以在計劃經濟為主的前提下還需要商品經濟加以補充,不僅因為還存在著商品經濟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基礎與一般性前提條件,即社會分工,而且還因為還存在具體的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不同經濟實體,即存在全民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不同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各種所有制形式內又有不同的企業,這些經濟實體之間都需要商品交換。之后,馬洪同志又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信,進一步建議:“‘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論點,我建議,應當明確地寫入決議中。因為這個問題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認這一點,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針和現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經濟政策都難以從理論上說清楚。”這一建議直接推動了全會將“社會主義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寫入決議。

  隨著改革的深入,馬洪同志關于我國改革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1988年3月,他在《加強社會主義制度下市場經濟的研究》一文中指出,“我們通過改革建立的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一種用有宏觀管理的市場來配置資源的經濟,我認為,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叫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后,馬洪同志把他前期的相關研究集結,出版了專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他還主編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普及讀物,在社會各界產生了很大影響。

  馬洪同志是對外開放的深度參與者。他在1984年主持制定上海發展戰略時就提出,上海發展要注意外向性,并提出開發浦東新區。1988年馬洪同志向國務院提出,“在深圳移植香港經濟法規和改革政府管理體制,通過消化、創新,逐步建立起維護商品經濟新秩序的法規體系,不僅對深圳很有必要,而且對全國也是有益的”。改革開放早期,他率團和隨團到美日歐等地,圍繞先進技術、企業管理制度等,進行深入考察和調研,所撰寫的考察報告對擴大開放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他主持成立的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成為中日交流的重要機制。馬洪同志在介紹國外經驗時,還十分明確地指出,“中國實行現代化,也要向已經現代化的西方學習,但絕不是西方化,我們的現代化將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馬洪同志是學識淵博、思想深邃的著名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他著作等身,在不少領域做了開創性研究。馬洪同志長期關注經濟結構問題。在東北局工作時,就在深入調研基礎上,提出工農業結構、工業內部結構、大中小企業結構要協調的觀點,并提出要產量與質量效益并重。改革開放之初,他在剖析中國經濟結構的弊端,建立合理經濟結構的理論與對策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貢獻。1977年,馬洪同志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廣泛深入調研,摸清了當時工業部門的情況,及時將問題和對策建議向中央報告。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根據中央要求,馬洪同志組織開展經濟結構問題調研,調集100多人組成經濟結構綜合調查直屬隊。這次調查的成果集中反映在他和孫尚清主編的《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一書中。這本著作成為系統研究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的開山之作,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中央提出小康目標后,按照中央部署,馬洪同志組織動員了幾十個部門的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開展了《2000年的中國》研究,展望了到2000年實現小康目標的情景和路徑。這項宏大研究成果對于凝聚共識、謀劃發展藍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馬洪同志不僅注重研究宏觀和中觀問題,而且注重研究微觀領域的問題,并做出了開創性工作。在深入調研和參與起草“工業70條”的過程中,他系統總結了中國企業管理的歷史經驗,批判地吸收了蘇聯以及一些西方國家的企業管理經驗,主持編寫了《中國社會主義國營工業企業管理》。1983年,在馬洪同志主持下,中國工業經濟管理研究會組織編寫了《中國工業經濟管理》,成為改革前期工業經濟管理的代表性教材。

  憑借這些成就,馬洪同志于2005年獲得了首屆中國經濟學獎。頒獎詞指出:“馬洪是當代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在老一輩經濟學家中,他是為數不多的進行跨學科研究并取得全面成就的學者。”

  馬洪同志是我國決策咨詢研究事業的主要奠基者之一。1978年之后,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要進行各種經濟和社會關系的重大調整,充滿機會同時也充滿挑戰。搞好第二次革命,必須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上個世紀80年代初,馬洪同志受中央領導委托,負責組建國務院直屬的政策咨詢研究機構,在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方面做了不少奠基性工作。

  1981年5月,馬洪同志受托組建了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并任常務干事會總干事。他認為,經濟發展需要技術推動,中國的落后集中在經濟體制和科學技術兩大方面,而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必須統籌考慮技術和經濟。馬洪同志注重把經濟、技術、工程相結合,他所領導的決策咨詢研究突破了條條塊塊的束縛,跨越了不同的學科。研究中心的決策咨詢工作采取多種形式、多層次組織,聯系了一批包括各部委規劃院、設計院、研究院在內的協作單位,聘請了一批各個領域的顧問,吸引了一批以青年為主力的研究人員。研究中心開發了一系列經濟模型,注重發揮定量分析在決策咨詢中的作用。

  1985年10月,國務院決定把經濟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價格研究中心合并成為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后改名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由馬洪同志任總干事。在他的領導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圍繞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中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長期性問題進行系統、綜合研究,有力地支持了中央決策。

  隨著改革的深入、開放的擴大和經濟的發展,對決策咨詢研究社會化、市場化的需求日益強烈。為了推動咨詢研究工作的社會化、市場化,必須對市場化新型研究咨詢機構的管理體制、運作機制等進行積極探索。為此,1989年2月,馬洪同志推動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官辦民營的決策研究咨詢機構——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并親任第一屆理事長。2015年,綜合開發研究院入選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

  在決策咨詢工作中,馬洪同志敢于堅持原則,提出并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同時也能夠廣泛地聽取和吸納不同的意見,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堅持黨對決策咨詢工作的領導,把黨的主張貫徹到政策研究和發展實踐中,進行了探索,作出了表率。

  今天,我們緬懷馬洪同志,就是要學習他忠誠于黨的事業,以深厚的學術底蘊、高尚的做人風范,積極投身于國家現代化建設。

  緬懷馬洪同志,就是要學習他具有堅定的理想信念。做一個合格的決策咨詢人,首先必須解決好為誰研究的問題,必須站對、站穩立場,必須有理想信念作支撐。馬洪同志16歲就參加革命,矢志不渝地忠于黨、忠于人民。他在數十年的決策咨詢工作中,始終堅持人民立場,把黨的事業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我們學習馬洪同志,就是要堅定理想信念,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始終堅持從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開展決策咨詢研究。

  緬懷馬洪同志,就是要學習他具有堅強的政治意識和大局意識。政策研究不同于學術研究,不能憑個人興趣,滿足于個人價值的實現,而應因黨的事業而研究,因國家需要而研究。馬洪同志在工作中始終把服務中央決策作為使命擔當,根據中央決策的需要,設置議題、研究問題、提出建議。馬洪同志多次指出,決策咨詢人“要做黨和政府的助手”,強調搞好選題的重要性,注重研究成果的社會價值。我們學習馬洪同志,就是要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堅守為中央決策服務的初心和使命。

  緬懷馬洪同志,就是要學習他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務實作風。政策研究影響的是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的福祉。做政策研究,態度必須嚴謹,方法必須科學。在政策研究中,他堅持實事求是,以科學理論為指導,以調查研究為基礎,注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他曾將自己的研究方法總結為,“系統地研讀馬克思主義論著,在實際中進行調查研究,用二者相結合的方式去觀察和分析問題,得出自己的認識。然后再用這些認識來指導實踐,驗證它們是否正確,正確則堅持,錯誤則改正。”他還曾指出,“做學問,干工作,非進行調查研究不可”“把我60多年的治學體會集中起來,可以概括為一句話:‘腳踏實地求真知’”。我們學習馬洪同志,就是要保持嚴謹的治學態度,堅持從實際出發,增強研究論證的科學性,不斷提高研究質量。

  緬懷馬洪同志,就是要學習他謙遜的做人風范。做好政策研究,必須以多方面的知識為支撐。同時,實踐是不斷發展的,經濟社會經常會出現新情況、新問題。這就要求開展政策研究,必須認識到個人知識的局限性,必須虛心向他人、向一線工作者請教,不斷學習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馬洪同志對經濟學科發展和決策咨詢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但他卻十分謙虛。他曾經說,“經濟學是個領域廣闊的科學,我所涉足的范圍是有限的。尤其當前正進入新經濟時代,這個時代的許多新知識對于我尚屬空白。因此,我認為自己算不上是經濟學家,更談不上什么‘著名’,給一個經濟學者的稱呼我已覺榮幸。”我們學習馬洪同志,就是要時刻保持謙遜的態度,不斷學習新知識、新方法,不斷提高決策咨詢研究的能力。

  今年,我國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在新的征程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全體同志,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繼承和發揚老一輩決策咨詢人的精神和風范,堅守為黨中央國務院提供決策咨詢服務的初心和使命,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來源:中國經濟新聞網—中國經濟時報 編輯: 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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